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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金開英講述民國玉門油田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2015-1-2 15:25| 發布者: helloshigy| 查看: 24254| 評論: 0

摘要: 金開英,浙江吳興人,清光緒二十八年生。 清華學校畢業后,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皆習化工。歸國后,任職地質調查所。抗戰時,先主持植物油提煉輕廠,其后負責玉門油礦之煉油工作。日本投降后,先生 ...

抗戰初起

       (一)服務大本營

       我回到南京之后,政府成立大本營,下面分設六部,第一、二部屬軍方,第三部由翁文顥負責,第四部由吳鼎昌負責。第三部又分成幾個組:電力組組長是惲震、機械組組長是楊繼曾、化工組組長是林繼庸(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有“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我是化工組副組長,因此我有一個“同上校”的職銜。

       這時政府已準備內遷,我奉命帶領實業部(經濟部之前身),包括地質調查所,先遷到漢口。從南京到漢口應該是坐船比較快,但是我們走鐵路,先向北到徐州,再往西到鄭州,然后再南下漢口,轉了一個方形的大彎。到了漢口,我們沒有正式的工作,只有各種臨時的事情,相當忙碌。不久,因為大本營可能要遷到衡山,我奉第三部的命令擔任先遣部隊,到衡山駐扎。我的鋪蓋卷就這樣沿路買,沿路丟,不知道換了多少次。

       和我一起去衡山的是夏勤鐸(這位先生后來在美國過世),我們住在衡山大廟里,無事可做,閑得不得了,剛好車子里還有一點油,我們就到廣西桂林跑了一趟。在廣西的時候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們去一位朋友家閑談,剛好馬相伯先生住在他家,這位老先生當時已經九十多歲,眼睛也瞎了,他聽到我們談話,就問:“你們這里頭有沒有一個姓金的,”我說:“我姓金。”“金星垣是你的什么人,”“是先祖父。”我問他為什么曉得我姓金,他說:“你的聲音和你祖父一模一樣!”原來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時候,先祖也在上海,彼此常常來往,想不到隔了這么久,他還記得聲音。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活了一百歲,民國二十八年死在安南諒山。

       又過不久,大本營解散,我就回地質調查所(那時地質調查所已經搬到長沙),還是沒有事情做。

       (二)主持植物油提煉輕油廠(動力油料廠)

       我在長沙的時候,漢口方面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要我去。到了漢口,翁文灝、王寵佑、吳承洛等人交給我一個任務:當時沿海港口都被日軍封鎖了,國外的汽油進不來,內陸的植物油出不去,四川的劉湘已經吵著要把桐樹砍掉了,地質調查所研究植物油提煉輕油的賓果又在美國,所以他們要我趕快去四川收購桐油,設法從里面提煉出輕油來。于是我就奉派到四川,擔任植物油提煉輕油廠的廠長。

       當時國內進行植物油提煉輕油的工廠很多,譬如張光世和張明哲就分別在廣西和貴州主持了一個類似的工廠,這類工廠都是由交通部或兵工署設立的。我主持的這個廠原先是民國二十五年資源委員會和地質調查所的合作計劃之一,在南京曾做過試驗,民國二十六年因為抗戰爆發而停頓,二十七年三月資源委員會正式籌設植物油提煉輕油廠,派我做主任。這個廠成立后,因為資本不夠,民國二十八年改由資源委員會與兵工署合辦,雙方各出百分之五十的資本,并于八月二十一日改稱動力油料廠。因為工廠的產品完全供軍需之用,那時兵工廠的廠長都有一個少將銜,所以我就從大本營時代的同上校升為同少將了!

       我剛到四川的時候,因為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頗感困擾。有一天,在馬路上碰到我的老同學王德郅和他的好朋友四川首富黃明安,黃家有兩條輪船,航行于漢口和重慶之間,還有一個煤礦——天福煤礦。我在地質調查所曾分析過該處的煤礦,因此和黃明安有過書信往來。因為王德郅以及這件事情的關系,黃氏很熱心的要我從工礦調整處的房子搬出來,住到他家去——他家眷已經搬到南岸去了——;不只如此,他還替我跑腿,找地蓋工廠。他請他弟弟的岳父把位于重慶石門的一塊地賣給我們,因此廠地的問題很順利地解決了。

       我們這個廠設了四個科:總務科(科長鄒明)、業務科(科長孫毓驥)、工程科(科長葉樹滋)和會計科(科長林強),從收油到煉油都由廠里負責。我們需要的機器也是自己造的,但是四川鐵工的手藝不行,管閥不能精密,因此開工后不知道出了多少毛病,也失了不少次小火。后來有一個姓陳的造紙專家,告訴我工礦訶整處的庫房里有一批很好的、制冰機用的開關,叫我們去要,有了這個東西以后,煉油工作就順利了。

       此外,因為人手不夠,我就開班訓練,請夏勤鐸和現在美國的孫增爵——孫先生曾任AmericanCynamide公司研究部的負責人,現已退休——擔任師資,像董世芬以及現在國僑公司的總經理詹紹啟等人都是那個時候訓練出來的。

       原料方面不限于桐油,各種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內;產品則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剎車油。產量方面,我們有三個爐子,每個爐子可以放兩千斤的油,但是因為收油不易,所以產量并不固定。技術上,我們不用觸媒,而是加熱后讓它自行裂解(ThermalCracking),不同的是我們是用管式爐,其他各廠則是用蒸餾鍋。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化學品清除不要的化學成分,所以煉出來的油料兩天之內就要用掉,放到第三天就會有部分凝結的現象。

       記得當時有人問我:“什么油可以裂煉?”我就和他們開玩笑說:“什么油都可以裂煉,植物油可以,動物油也可以,除了醬油。”現在看來,用植物油來提煉輕油在經濟上絕對劃不來,但是當時汽油缺得不得了,植物油多得不得了,而且桐油因為外銷無路而賣不掉,拿來煉油也是有個出路。此外,重慶的汽車還有用炭爐子的,也有一種渡船是用天然氣做動力,所以,在燃料油奇缺的狀況下,用植物油來提煉輕油還是值得的。

       擔任甘肅油礦局煉廠廠長

       民國三十年,我奉派到甘肅油礦局擔任煉廠廠長,動力油料廠的任務則交給當時任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的徐名材。

       關于玉門油礦,有些問題楊玉墦先生比較清楚,我特別請他來幫忙說明。(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訪問時,金先生邀請楊先生協助說明,以下問題或由金先生[簡稱“金”]主述,楊先生(簡稱“楊”]補充,或由楊先生主述,金先生補充。)

       (一)玉門油礦的創始(楊先生主述)

       玉門石油又名石臘水,漢、唐時就發現了,但當時不是油礦,只是“石油露頭”,也有人稱之為“油苗”。人們利用地底下冒出來的油做為照明、潤滑、治療皮膚病或戰時火攻之用。民國二十六年,金城銀行有意開采,并取得特許證件,聘請美國地質專家MarvinWeller會同中央地質謂查所孫健初(子干)前往觀測后,認為有開采價值,惜因盧溝橋事變發生,暫時停止進行。(金:金城銀行是顧維鈞等人創立的,大老板是周作民。)

       抗戰全面爆發之后,因為中國自己不產油,全賴進口,而港口已陸續被日本人封鎖,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就想開采甘肅地方的石油。根據孫健初初步調查的結果,只有玉門縣赤金境內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及干油泉附近比較有希望。所謂干油泉就是地底冒出的石油,經過若干年后干涸了,輕的油質都揮發掉之后,只剩下比較重的瀝青(柏油)和石蠟之類的物質,因為瀝青和土混在一起,故又稱為“土瀝青”。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間,資源委員會決定在酒泉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油礦的位置在嘉峪關外的老君廟地區,地屬玉門縣境,但是離西方的玉門縣還有一大段路,反倒是離嘉峪關內的酒泉比較方便一些——酒泉是西北重鎮之一,來自蘭州、西安和重慶的生活必需品都透過酒泉轉運、我們購物、游玩也都到酒泉(從酒泉到老君南大約九十公里)——,所以就把辦事處設在酒泉。

       籌備處的主任是嚴爽(瀠波),他當時奉派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OklahomaUniversity)攻讀石油采煉技術,職務暫由具有開發礦業經驗的張心田先生代理,并先在西安成立一個臨時辦事處,以招募人才和采買物品。民國二十七年庭,嚴先生回國后才和孫健初等人一起到酒泉,正式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

       金:酒泉是個小城,只有兩個城門。雖說是西北重鎮,但當時已經很荒涼,一般建筑物都是土造的,在我印象中沒有兩層樓的房子。倒是嘉峪關的關帝廟造得非常講究,建材很大,不知道是怎么運去的。

       (二)機器的來源

       1.打井的機器(楊先生主述)

       當時油礦業稍微有點根基的地方是陜北——嚴爽之所以被派去西北,就是因為他以前曾在延長一帶做過這類工作,在這個行業里算是有些經驗的人——,于是就從那里調來兩部沖擊式的小鉆機(即所謂的“頓鉆”)。我在老君廟修理過這兩部鉆機的鍋爐,記得它只有二十五匹馬力,用蒸汽帶動,只能打兩百公尺深。后來又從湖南和江西調來兩部德制兩用式鉆機,因為這兩部機器是打core用的,雖然可打八百公尺深,但也好不到那里去。之后,又從四川油礦探勘處(成立于民國二十五年)調來兩部德制旋轉式鉆機,頂多只能打三、四寸口徑,因為井眼太小,根本不能打深井,也沒有用。

       金:core。是打探地質時,從深處取出來的石頭樣品,做地質研究之用。要探測地質一定要把地下深處的石頭拿出來看,地面的可以用手去采,core則是要打井下去,在地底下取石頭的樣品。頓鉆打井,用水沖出來的石塊太細,不容易研究;旋鉆取出來的石頭呈大塊型,稱為core,作研究用較為方便。

       楊:我再加補充說明:打core的機器一般用在建橋梁、筑水壩和蓋大樓時采探地層的基礎,了解里面的地質結構,礦業界探測其他的礦床(如煤、鐵等)也用得相當多,但對打油井來講,并不是真正合適的工具。

       用鑿井的方法取出地下資源,是我們的祖先發明的。早在三世紀蜀漢時代,中國人就用頓鉆在四川鑿井,當地打自流井、鹽井、火井(出產現在所謂的天然氣[瓦斯]),都是用這種機器。

       金:古老的頓鉆像蹺蹺板一樣,利用杠桿原理,叫人站在一頭,把另一頭拉起來,人一下來,另一頭就“砰”地落下去。

       楊:井打得愈深,人要上得愈多,一起站上去,一起跳下來。但在老君廟的時候已經不用人工,而是用機器來帶動。這種機器美國早期打油井也有人用,半世紀以前算是打油井的正統設備的一種,但一般配備比較簡陋,輪子、架子等大都是木頭做的,四川打鹽井的繩子則是竹子做的,后來才改用鋼絲繩。

       以上是先說個大概,現在再分述:第一口井的井位定在老君廟旁,于二十八年三月用延長認來的頓鉆開鉆。老君廟名稱的由來是:礦場下面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原來出產沙金,酒泉、赤金、玉門附近的人都去淘金,淘金行業的祖師爺是老君(金:因為老君煉金),他們就建廟奉祀老君。這座廟小得很(金:恐怕沒有這間屋子大——按:金先生辦公室大約三公尺×四公尺——)。

       很幸運地,第一號井就出油。這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國運好,也可以說是孫健初先生的井位選定得正確,大約在一百五、六十公尺的地方就出油了。因為是淺層油,沒有壓力,不會自己噴上來,屬于抽油井,而不是自流井。但是在抗戰“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下,只要有油,大家就覺得很寶貴。

       確定有油之后再去找機器,又找來兩部德國制的鉆機。這兩部機器都是煤礦用的,一部來自江西的高坑煤礦,另一部來自湖南的湘潭煤礦,雖然可以打得更深一點,但是頂多也只有八百公尺,所以經濟部和資源委員會又設法從各地調配和訂購機器。抗戰時期,海陸運輸極為困難,進口物資來得很慢,所以只能運用既有的機器繼續開鑿,又加鑿了幾口井。

       今天在臺灣打井,可以打到四、五千公尺深,當時則打到四百公尺就很吃力了。而且因為前后所用的機器不同,老君廟各井的油層深度亦不相同。一般來說,一百五十公尺上下的井是沒有壓力的淺層,地質人員稱之為K層;四百至六百公尺的叫L層,L層油儲量最豐,但地層壓力甚高,因為當時沒法控制油層壓力,打到大油層就容易出毛病或著火,所以鑿井過程中曾經出事的都是L層的油井,四號井就是一個例子。

       四號井在山下的石油河邊,煉油廠在東岸,四號井靠近西岸。這口井起初是用陜北的小機器打到大約兩百公尺深,然后再用江西高坑調來的頓和旋轉兩用式鉆機加深。一加深就出毛病了:打到四百公尺的L油層時,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氣從井里噴出來,引起一場大火,所有的機器都燒光了,鎮機的鋼架也被燒得像面條似的倒下來。像這種有壓力的油井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出現,嚴先生在陜北開鑿的也都是低壓或無壓力的小井,沒人有處理這種事情的經驗。我記得這場大火發生于民國三十年四月,甘肅油礦局才剛正式成立一個多月,金先生已經到礦上了。燒掉了油井,也焚毀了機器,大家都覺得很沒面子,打電報到重慶局里(甘肅油礦局局址設在重慶)報告。工作人員本來以為自己闖了大禍,沒想到局里認為一切都是因為沒有經驗,雖然發生大火,但至少證明地底下的油源非常豐富,不只沒有責備,還慰勞有加,老君廟也因此聞名全國,在國人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可謂因禍得福。

       金:八號井闖的禍更大,超出乎大家的想象之外:民國三十年十月,八井大量噴油,壓力之大無法擋住,十五公分厚的鋼管被噴出來的原油和夾雜的油沙一沖,磨得只剩下五公分,力量之大令人難以想象,還好沒有著火。因為八井在高坡,油往坡度低的地方流,流得滿山滿谷,我們趕緊順著山勢筑了好幾個壩才攔住一部分,最后是井內地層自己崩塌,噴勢才自然停止。所以這種五十年前的新機器今天看來也已經是老機器了。

       德國制的鉆機雖然好,但附屬設備畢竟不夠完善。一般油井開鉆之時,一定要在井口裝置防噴設備(現在是自動遙控的),那時我們根本談不到這些,而且井口上只有一個大開關,噴出油和氣的時候誰敢去關?!所以火災之后又到美國去買防噴器等相關設備。在這之前(民國二十九年秋),也曾在美國訂購大約十部鉆機,但是抗戰期間轉口運輸非常困難,民國三十年底,這批機器本擬由海防進口,但珍珠港事變發生后,日軍加速對南洋進擊,越南告急后,又臨時轉口仰光,擬經滇緬公路內運;后因日軍攻打緬甸,乃再轉口印度的加爾各答,經中印公路運送。幾度倉皇輾轉搶運,沿途遺失機件甚多,最后真正運到老君廟的,只能湊成兩部。因為抗戰,兵荒馬亂之中,政府也無從追查其他機器的下落,根據我們判斷,可能是在印度失散的。

       金:部分機器的運輸路線是:先到緬甸的仰光和印度的加爾各答,然后用飛機載運,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Hump)——駝峰在印度和云南交界處。聯勤總部的標幟是駱駝,就是因為它的工作是由駝運開始的——,送抵昆明。從昆明經重慶,再北運蘭州,最后西行到達礦上。從駝峰經昆明到重慶的路上都是高山峻嶺,不知多少公里。重慶到礦上的兩千四百公里是用俄制的羊毛卡車搬運的,這種卡車常常會拋錨,所以我們講好按照使用順序裝運:從底部依序往上裝,后來因為機器沒有全敷運到,不能按照計劃進行,而招致很大的損失。

       楊:部分機器是由中印公路運進來的,運抵內陸之后,依然是在各個地方轉來轉去,加上運輸工具缺乏,完全無法掌握這批機器的運送時間和所在地。當時的卡車很小,一般都是兩噸半——抗戰末期才有五噸的卡車,在當時五噸的卡車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重型卡車,再重恐怕沿路橋梁都要壓塌了——,所以笨重的大件機器要拆開才能運,到達礦場再重新組合。這件工作很不容易,因為有的機件在運送過程中散失了,最后只湊成兩部到三部,真正可以用的是兩部。

       金:機器運輸這件事郁仁長先生最清楚,因為當時就是派他到印度各地去追查這批機器的下落。總而言之,玉門油礦真正可用于打井的機器有三類:第一是老設備(頓鉆),本來在延長,后來調一部分到甘肅;第二是調用打煤礦和四川油礦的機器;第三就是從美國買回來的新機器。

       新機器到礦上之后,由美籍鉆井技師Bush帶領FieldReinner兩名司鉆來幫助我們鉆井,民國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每年鉆井六口。從民國二十八年起,到抗戰勝利,一共開了三十至三十五口井,空井不多,但確實數字已經記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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