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問題的提出

       2012年，普京重新回到總統寶座，迎接他的是更為復雜和嚴峻的國內和國際形勢。議會選舉丑聞、反對派示威游行、結構性調整不利等諸多問題積重難返，普京道路和普京理念都受到質疑，普京個人威信面臨極大挑戰。2014年是普京再次主政的關鍵性一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聯邦，隨后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對俄羅斯進行多輪經濟制裁。隨著制裁的范圍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俄羅斯國內外投資者持觀望態度，且恐慌情緒加劇，加之經濟狀況惡化，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國家發展遭遇歷史困境。西方媒體一再評論，認為俄羅斯已經品嘗到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的苦果。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普京提出的保守主義道路還能夠獲得民眾的認同嗎?俄羅斯會爆發平民街頭運動嗎?俄羅斯還能維持政治社會穩定嗎?

       然而俄羅斯兩大民調機構（ВЦИОМ和Левада）的數據顯示，普京的支持率高達80%以上。2013~2015年俄羅斯經濟三連降，GDP增速從1.3%、0.6%下降到-3.4%左右的同時，普京個人支持率實現3連升，從46%、64%上升到87%~88%。而且過去的一年俄羅斯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是政治生態較為平靜的一年。一般而言，經濟發展下行的邏輯結果是總統支持率的下降，那么為什么俄羅斯民眾與此相悖，存在著如此巨大的“認知分野”?烏克蘭危機以后處在西方經濟制裁之下的俄羅斯，底層民意是怎樣的?單單從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的視角似乎很難解釋這種現象，也很難把握俄羅斯的整體社會運行狀況。

       烏克蘭危機發生后，國內先后出現了一系列從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經濟發展及權力體系等不同視角的研究成果，對事件的歷史、緣由及影響都進行了極有價值的論述。本文不再囿于宏大敘事，而是立足于微政治并將研究視角轉向社會情緒。眾所周知，底層民眾對政治社會領域重大事件的認知、意見和訴求已經成為研究政治問題的重要客體，尤其是對社會情緒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社會情緒是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社會輿論空間乃至國家政治議程，不斷對“政治”的邊界作出規定，不斷建構新的公民與政府的關系。從邊緣到中心，社會情緒早已被貫之以政治學符號。本文擬對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俄羅斯民眾的社會情緒進行考察和分析，找出其主要影響因素并尋求社會情緒對政治社會穩定的潛在意義。

       2       概念厘定

       在各類研究文章中“社會情緒”經常被使用，其概念的內容廣泛且邊緣時常模糊。“社會情緒是指一定社會環境下某一群體或某些群體或整個社會多數人所共享的情緒體驗。社會情緒并非個體情緒的疊加或混合，社會情緒是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互動的結果，同時從發展的歷程看，也是一定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和群體的情緒反應。而且，社會情緒會逐漸形成較為內在的、持續的社會情感”。“社會情緒是人們對社會生活中各種情境的知覺，通過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較為復雜而又相對穩定的態度體驗”。“情緒，其基本的解釋指人從事某種活動時產生的一種興奮心理狀態。當單個人的情緒社會化后，個人情緒就因外化體現變為群體性具有一種共同心理指向和特征的情緒，即社會情緒”。

       盡管學者們對社會情緒概念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有三點核心要素：

       其一，社會情緒具有普遍性。彌散在社會群體中大多數成員或整個社會所普遍共有的、宏觀的心境狀態，是人們對社會生活中各種情境的體驗和知覺，通過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形成較為復雜而又相對穩定的心理感受。

       其二，社會情緒具有動態性。社會情緒是一定時期內，受特定社會制度和文化變遷等因素的影響，社會成員根據自己所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及個體生活體驗而作出的判斷和認知，它是受制度、文化變革和重大歷史事件等影響而動態發展的。

       其三，社會情緒具有自主性。社會情緒并不是個體情緒的簡單總和，有其固有的規律。一旦形成后往往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并且具有心理暗示和同化作用，形成集體無意識。社會情緒包括歷史和文化積淀下來的“國民性”當中穩定的特質（“國民性”指一個社會成年群體中具有眾數特征的、相對穩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也雜糅了當下時代變動不居的成分，是歷史與現代互動的結果。

       社會情緒是社會運行狀況的“溫度計”和“晴雨表”，是社會變遷進程中具有動力傾向的核心要素。國家政治系統的穩定性及運轉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敏銳地捕捉民眾的訴求、獲得大部分社會成員的情感和心理認同，形成政治合法性的穩定支撐。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社會情緒是一定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公眾群體的價值判斷和心理認知，社會情緒已經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社會輿論空間乃至國家政治議程。“廣義的社會情緒包含社會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執政者治國理念的形成，同時也會被執政者加以吸納采用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從而反過來影響宏觀社會心理狀態，促成社會共識的形成。”

       3       俄羅斯民眾社會情緒的具體狀況

       由于社會情緒具有動態歷史性的特征，因此本文將考察的時間段主要置于烏克蘭危機發生的前后。考察的要素集中于四個方面，即國家總體發展和道路選擇、經濟發展情況及預期、社會生活和族際關系、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每一項下面分別包含具體的子問題。數據的主要來源是俄羅斯輿情研究中心和列瓦達研究中心。

       （一）國家總體發展和道路選擇

       該項主要考察俄羅斯民眾對國家總體發展的評價及道路選擇的認同情況，并選取了對國家政局評價、發展道路選擇、總統工作認同、個人支持率等輿情數據作為參考。

       2014~2015年俄羅斯總體社會情緒指數比較平穩且呈正向積極趨勢，變化曲度不大。但是數據在2013~2014年左右出現陡峭的變化，這與烏克蘭危機發生后克里米亞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直轄市并入俄羅斯聯邦在時間上相吻合。從這一時間點開始，認為國家事務沿著正確發展道路前進、今天的俄羅斯是強國的受訪者比例明顯上升。盡管受制裁影響，國家經濟振興乏力，但約有50%的民眾認為困難是暫時的。有關“道路選擇”的問題，調查數據也在2013年出現大的變化，2014年和2015年選擇俄羅斯獨特發展道路的數值連續上升，由46%上升到55%。選擇回到類似于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比例占據第二位。對國家總體狀況認知的數據統計，2014年以來評價指數較為平穩，平均達到66左右，好于2009~2013年的數據。但從數據上來看，評價指數從2015年5月達到高點后一路下降，積極指數逐漸走低，這與俄羅斯國內形勢和國際環境惡化有關。

       烏克蘭危機之后，2018年俄羅斯大選仍然希望總統是普京的受訪者占55%，還有10%的受訪者選擇“延續普京政策的其他人”。關于普京總統工作的調查，烏克蘭危機發生后，普京總統個人支持率直線上升，2015年85%以上的民眾對普京工作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這一方面說明普京在民眾中仍享有較高的支持率，另一方面也說明民眾對普京執政理念和路線具有較強的認可度，這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會成為普京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也是俄羅斯中期政治局勢穩定的民意基礎。

       普京再次執掌政權后反復強調中期穩定，俄羅斯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空間用以發展和改善民生，復興國力。2012年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曾指出：“未來數年將是決定性的，可能不僅是我們甚至是全世界的轉折點，世界處于徹底變革的時代，甚至可能是大動蕩的時代。全球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對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特別是對人力和智力資源的爭奪;誰沖到前面，誰被淘汰出局而失去獨立性，這將不僅僅取決于經濟潛力，而首先取決于每個民族的意志和內部能量、激情，以及前進和變革的能力。”為了全力實現強國和復興這一目標理想，俄羅斯必須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防止國家政權從內部瓦解。底層民眾的訴求及情緒的表達對政治社會穩定意義重大。

       （二）對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評價和預期

       普京在其前兩個任期內實現了“秩序”、“穩定”和“發展”，俄羅斯民眾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部分地彌合了寡頭經濟所造成的社會上層權力精英與底層民眾的分裂，稀釋了由此而導致的社會情緒的緊張和焦慮。第三任期的主要戰略目標致力于促發展，保民生，經濟問題是所有工作的核心，解決社會發展任務和民生問題的基本條件就是恢復經濟穩定增長。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自身經濟結構的積弊，從2012年始特別是進入2013年以來，俄羅斯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停滯。世界新能源革命導致國際市場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的需求下降，俄羅斯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國內需求、投資和消費的步伐放緩，工業生產連續零增長，投資環境不佳，私人資本外逃情況加劇，投資增速持續為負，經濟狀況總體表現為停滯和下滑。2014年烏克蘭危機后，西方持續對俄羅斯進行一輪又一輪經濟制裁，這無疑使俄羅斯經濟發展雪上加霜。2015年俄羅斯GDP不升反降，前兩個季度平均降至3.4%。俄羅斯民眾對經濟危機持續以及物價水平上漲的預期都有所增加。

       在西方制裁不斷升級的情況下，俄羅斯民眾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困難及經濟危機持續性有相當大的心理預期。認為2014年完全可能或比較可能發生經濟危機的占比為62%，而這一數值在2013年為38%，人們開始擔心經濟危機及家庭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民眾對經濟預期的悲觀情緒加重，9月的數值達到-52。另據2014年的輿情調查，“一半以上受訪者認為生活條件還會繼續變差，西方經濟制裁會對食品的價格產生影響。86%的民眾認為食品價格已經上漲或者將要上漲;61%的民眾認為近期俄羅斯居民生活水平開始降低、物價上漲以及正在經歷經濟危機;53%的民眾認為在未來將會出現食品問題”。但是，民眾因為經濟需求而發生抗議的可能性不大，參與的意愿并不強烈。

       （三）對社會生活和族際關系的評價

       民生問題是普京第三任期關注的頭等大事，普京重新上任后的第一篇國情咨文就對國家發展遠景作出一系列規劃，“俄羅斯前進道路中的某些原則性問題，不僅是中期而且是長期愿景的問題”，國家現在的任務是“建立富強和幸福的俄羅斯”。中期穩定是俄羅斯政治的既定目標，接下來國家治理的優先方向由宏觀性問題轉向具體的民生問題。民眾關于個人生活、幸福指數和工作就業等問題的評價，是社會情緒的關系考察對象。

       烏克蘭危機以后俄羅斯民眾對個人具體生活的評價指數有所上升，由68上升至76，2015年平均接近80。但是從2015年5月以后開始下降，這與對國家總體狀況的評價以及未來經濟危機的預期呈正相關。在經濟持續低迷、國際形勢嚴峻的客觀條件下，民眾對個人生活的積極情緒減弱。幸福指數2012年以來變化不大。

       一般認為影響生活質量的關鍵指標包括健康、食物及生態環境等因素。民眾分別為健康打4.78分、為安全性打4.73分、為收入的穩定性打4.68分、為食品供應的數量和質量打4.68分、為居住條件打4.68分、為生態環境打4.61分（滿分為5分）。這些方面恰恰都是普京在競選綱領及國情咨文中提到的優先發展方向，并且已取得一定成果。民眾主要對勞動市場和失業的評價及預期有所變化，盡管經濟形勢并不良好，比較樂觀的是民眾對就業安置的預期并沒有變得更加悲觀。2015年5月份的調查數據顯示：26%的受訪者認為很容易找到等值工作;33%的受訪者認為不太費力就可以找到等值工作;27%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很費力才能找到等值工作;11%的受訪者認為不可能失業;3%的受訪者認為很難回答。

       2009年金融危機時失業問題比較突出，到2012年形勢轉好。烏克蘭危機以后在西方經濟制裁影響下，俄羅斯的失業指數比較平穩，總體失業風險并不突出，總體情況并不是十分糟糕。

       數據顯示，目前俄羅斯民眾因為政治或經濟原因而發生抗議或游行示威活動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發生了該類群體性事件，個人參與的意愿也不強烈。另一個輿情調研機構的數據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移民和民族問題也是影響社會情緒的關鍵因素，因為這些問題往往與就業機會、安全與社會和諧等問題緊密相關。普京競選綱領的第二篇即為《俄羅斯的民族問題》，他認為，“當前，俄羅斯民族關系緊張的地區在擴大，宗教間緊張程度在加劇。激進民族主義和宗教排他性已成為俄羅斯極端主義組織和流派的思想基礎。”民族問題始終伴隨著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滲透和反映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民族問題聚焦了很多問題，很多社會-經濟和領土發展的困難，還有腐敗問題，有國家機構工作中的缺陷，當然還有教育和文化政策的失敗，這些都可能成為導致族際矛盾的真正根源”。

       近年來，俄羅斯國內及獨聯體內部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沖突較為突出，俄羅斯族和高加索、中亞地區的民族爆發了多次大規模沖突和暴力事件，主要特點表現為俄羅斯主體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群體騷亂，與之相伴的還有宗教和移民問題。國家和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就業機會差異等因素，使移民問題日漸凸顯甚至激化。俄羅斯與獨聯體國家之間未實行簽證政策，任何一個獨聯體國家的公民僅持國內護照就可以進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出生率低，所以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看來，外來移民不僅搶占了俄羅斯人的工作機會，也將漸漸占領俄羅斯的土地。然而，俄羅斯又離不開移民，需要新移民來填補勞動力空缺。俄羅斯民眾對政府腐敗問題的不滿日益增加，并遷怒于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認為政府人員收受賄賂，致使非法移民屢禁不止。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下，移民問題很容易成為社會問題的導火線，引爆社會積蓄已久的不滿和焦慮情緒。

       2014年以來特別是西方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后，民族矛盾和移民問題的緊迫感發生轉移。俄羅斯民眾對恐怖主義、經濟危機、人口減少、社會不公平的種種擔心和憂慮，讓位于與西方或者是在后蘇聯空間內與他的伙伴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60%以上民眾持有對恐怖行為的擔憂，但是對象發生了變化。關于“如果我們的社會、文化、價值觀中存在敵人，你認為是誰?”的問卷調查中，回答美國—奧巴馬的占37%，回答歐洲的占9%，回答烏克蘭及其政府的占8%，回答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占3%，回答法西斯分子的占2%。另外一份關于恐怖主義威脅的報告顯示，22%的受訪者認為恐怖威脅來自于美國，13%的認為來自于激進穆斯林主義，7%的認為來自烏克蘭，3%的認為來自于高加索。兩份調查顯示，目前俄羅斯民眾將美國看作是最大的敵人和恐怖威脅，這種情況部分地緩解了國內族際及移民問題的矛盾，即國內族際矛盾讓位于國際矛盾。

       （四）對國際問題及對外關系的評價

       2014年烏克蘭危機是俄羅斯的熱點問題，約有64%的居民關注克里米亞事態的發展，以及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普京在國情咨文中這樣講：“克里米亞對于俄羅斯來說戰略意義重大，是俄羅斯民族及中央集權國家的精神發源地。正是基督教強大的精神團結力量，促使形成統一的俄羅斯民族，不同血統的部落構建了共同的國家性。對俄羅斯來說，這些地方的意義就如同耶路撒冷之于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意義一樣，俄羅斯現在直至永遠都應該如此對待。”烏克蘭沖突與經濟危機并列成為影響當前俄羅斯居民社會優先權和政治偏重的兩個基本因素。

       絕大部分民眾對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持贊同態度，民眾對國家領導人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是認同的，普京由于“收復失地”，被賦予了民族英雄的形象。在有關“為什么你認為克里米亞應該并入俄羅斯并列舉原因”的最新調查中，57%的受訪者認為克里米亞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領土;20%的受訪者認為是通過全民公投的結果;11%的受訪者指出克里米亞兩個世紀以前與俄羅斯及俄羅斯歷史有緊密聯系;10%的受訪者認為230年前俄羅斯曾經占領過克里米亞。這一調查再次印證了俄羅斯國民性中的擴張意識和領土情結。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民眾認為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帶來的是榮譽和復興的信號，民眾對國家復興充滿信心。與烏克蘭危機相伴而生的是俄羅斯國內反美情緒高漲，2015年認為美國政府對俄羅斯是友好的民眾占3%，不太友好占32%，敵對的占59%，說不清的占6%。列瓦達的調查數據也顯示，71%的俄羅斯民眾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扮演了陰暗的角色，這種反面評價是近8年以來的最高值。

       4       俄羅斯民眾社會情緒的主要成因

       烏克蘭危機之后，俄羅斯民眾社會情緒總體趨正向，對當前國家發展道路、普京執政工作的認同感增強，大國意識復興、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可以說俄羅斯社會上下層基本達成“后克里米亞共識”（посткрымскийконсенсус）。俄羅斯民眾對經濟前景預期的悲觀情緒上升，但這種情緒尚未危及政治穩定和社會認同，因政治、經濟需求而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的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社會中穩定和保守的思潮占據上風

       從俄羅斯政治生態的客觀環境來看，中期穩定是可以預期的，民眾社會情緒也反證了這一點。俄羅斯社會各階層對穩定的需求是一致的，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底層民眾幾乎都反感激進式社會變革導致的混亂動蕩將自己洗劫一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維持社會穩定，先保住“存量”利益，然后伺機獲得“增量”利益，已成為俄羅斯社會的一種共識。即便是俄共也應時而變，在其黨綱中放棄了革命道路，認同了選舉和議會的途徑。而激進的體制外反對派，更是缺乏廣泛的民間基礎。因此保守主義仍然是俄羅斯一種主流的社會思潮，也是被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政治價值取向。它主張加強國家權威和民族意識，反對照搬西方的經驗，強調歷史傳統、國家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和愛國主義精神。特別是烏克蘭危機后，這種保守思潮更多地帶有了主動和自發的意味。2015年11月關于“鐵腕”的民調顯示：“認為我們的民族一貫需要‘鐵腕’的受訪者占32%，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如當前形勢）需要將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里的受訪者占39%”。

       任何政權都需要不斷地借用社會運動和社會思想來獲得政權合法性，俄羅斯歷任總統都試圖尋找一種思想占領意識形態。普京認為，“俄羅斯不需要專門地尋找民族的意識形態，它在俄羅斯社會已經是成熟的，民眾的精神和道德價值是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俄羅斯社會本身已經具有建立道德大廈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保守主義的價值觀”。“保守主義思想不在于阻止向前、向上的運動，而是阻止向后和向下運動，阻止走向混亂的黑暗和回歸落后的狀態”。保守主義反對革命、混亂和無序，主張漸進和改良式發展道路。烏克蘭危機事件后，這一立場得到俄羅斯大部分民眾和上層精英的贊同。俄羅斯不久前的民調也顯示，民眾因為政治需求或經濟需求而發生大規模群體性騷亂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即使出現類似游行示威活動，老百姓參與的意愿也不強烈，局面會處于可控范圍。

       （二）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的政治資本

       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對俄羅斯民眾來說，極具愛國主義意義，也傳遞了大國復興的信號。普京在那篇飽含愛國主義激情的演講中提出，“數百萬民眾的意志是俄羅斯外交的堅強后盾，全民族團結以及各主要政治、社會力量的支持是基礎”，“（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是俄羅斯的政治決定，它的根據是人民的意志，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權力的源泉”，普京將此項政治殊榮歸因于俄羅斯的普羅大眾。烏克蘭危機極大掀起了俄羅斯民眾的愛國主義浪潮，積蓄將近兩年的對社會不公、政府腐敗、階層固化、民族矛盾等消極和不滿情緒在尚未發展成為公開化的、激烈的社會沖突之前就轉移到國際場域，演化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指責和反制。

       在多數俄羅斯人看來，俄羅斯眼下面臨的困境如盧布崩盤、物價上漲、經濟狀況惡劣等問題都是西方干涉俄羅斯內政的結果，俄羅斯民眾把經濟問題歸咎于西方的制裁和打壓。俄羅斯社會學者認為，“糟糕的經濟狀況目前尚不足以撼動普京的個人支持率，民眾對經濟現狀的理解是一碼事，而對總統的支持是另一碼事”。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曾指出，“美國等西方國家總是私下里干涉俄羅斯的內政，企圖在俄羅斯周圍建立一道幾乎并不新的鐵幕。針對俄羅斯的遏制政策多年一直存在，沒有幾百年也有幾十年，每當有人認為俄羅斯變得過于強大和獨立自主了，就馬上啟動這些手段。”實質上，強調俄羅斯今天的發展困境完全是西方干涉的結果，西方的目的是圍追堵截、阻止俄羅斯民族復興的言論，極大地掀起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浪潮，觸發了俄羅斯民族心底深處“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屈辱感，挑動著俄羅斯民族強烈的自尊心。“社會挫敗感和危機前景的預期轉化為對外部敵人——西方國家的指責和對抗，烏克蘭危機事件成為社會矛盾的承擔者”。這種社會情緒及時掩蓋了國內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致使國際矛盾突顯出來，特別是在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關系上。“動蕩的威脅來自于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受烏克蘭事件的影響，對未來戰爭的恐懼超越了經濟生活的窘迫，成為俄羅斯民眾最為擔心的事情，2015年關于恐懼問題的調查為此提供了數據支持”在內憂外患的政治生態下，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渲染下，民眾能夠接受且忍受眼前的生活困難。在俄羅斯人看來，只有普京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保證俄羅斯人的利益和俄羅斯的民主價值。以普京權力為核心、一致對外是俄羅斯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各政黨、各社會階層被迫的選擇。

       （三）對傳統和現代媒體進行管控，反對派式微

       一個國家政治系統能夠有效地運轉，敏銳地捕捉民眾的訴求，才更容易得到大部分社會成員的認同，保持社會穩定。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在社會生活中作用越來越大，更多地影響政治進程和國家意志。而互聯網的興起為國家管理輿情和社會情緒提出了新挑戰。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70%以上俄羅斯民眾使用互聯網，截至2014年11月，俄羅斯Вконтакте社交群中有5500萬使用者，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pу網站有4000萬訪問者，MoiMir（MyWorld）和Facebook社交網訪問者數量比較接近，每月的訪問者分別是2500萬和2400萬。這些社交網絡的作用不僅僅是交流的平臺，更是信息的引爆器。近年來，俄羅斯政府在管理、引導和控制媒體方面采取了多項措施，如收購電視臺、出臺相關法律（如網絡管理法）、加強對非營利組織資金來源的管控。通過主流媒介進行積極正向宣傳，防止西方對俄羅斯社會的滲透，預防群體性事件和消極情緒的蔓延。通過全俄人民陣線和群眾連線搭建權力與民眾對話的平臺，及時了解社會情緒和民眾訴求。

       在這樣的社會輿情和宣傳攻勢下，官僚機器高度整合統一，反對派和激進主義的影響式微。一方面，由于普京對反對派的排擠和打壓、對社會管控能力的提升，使后者對政治體系基本不再產生威脅。最近一篇報道也指出，在21世紀初（2011~2014年），每一次公民為爭取新的自由而斗爭，都會激發起俄羅斯領導者對社會控制的強化。顏色革命導致俄羅斯對外國基金會和非營利性組織的排擠，并組織克里姆林宮新的青年運動。“阿拉伯之春”后，俄羅斯的抗議游行迎來了普京的回歸及實施壓制社會的政策。克里米亞事件后，俄羅斯開始又一輪對社會的打壓，高密度電視宣傳，關閉一系列獨立媒體，新的行動計劃是尋求克里姆林宮新的外國媒體宣傳代理人。另一方面，反對派領袖和激進分子也失去了大部分民意基礎。特別是在愛國主義風潮的裹挾下，反對派幾乎失去了合法話語權。危機時期市民階層革命的意愿并不強烈，危機期間這些社會群體的脆弱性增加，20世紀90年代的動蕩帶給俄羅斯民眾的苦難記憶尚未忘卻，激進革命帶來的經驗是更加理性、克制和妥協。反對派更多情況下提出的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希望，一個空洞的“沒有普京的時代前景”，但是并沒有提出有效的、建設性的替代方案，而普京似乎能比其他人提供更多的確定性。

       （四）“國民性”的歷史和文化積淀

       社會情緒一方面受特定時期內社會現實條件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根植于文化深層“國民性”的影響和制約。從歷史來看，“帝俄橫跨歐亞的國土絕大部分是近代以來擴張所得，國家的形成過程就是統一、征服與擴張的過程。這一過程發生在其國家意識的領土觀念和國家意志的擴張觀念極度膨脹的時期，也是其‘國家主義’傳統的形成時期。”古老村社文化及東正教傳統蘊涵著濃厚的‘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形成了對集體和國家的依賴、信任甚至是崇拜，將不斷的拓殖意識和對土地的無盡渴望系上國家主義價值體系。在俄羅斯人的眼里，捍衛大國地位和大國尊嚴高于一切，個人服從于集體，社會服從于國家。難怪有學者指出，“在俄羅斯和蘇維埃專制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合理性，如果對其進行社會-政治性的理解，不如對其進行文化-制度性的理解，作為一種現象，深刻地、天然地扎根在俄羅斯千年的歷史和俄羅斯民族意識當中。這可以從20世紀俄羅斯文化中專制主義趨勢的相對穩定性、牢固性得到解釋。”即便是在今天的俄羅斯，這種領土情結和擴張意識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在俄羅斯民眾看來，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改變了蘇聯解體以來處處受制于西方、被動挨打的局面，普京作為政治強人為國家贏得了尊嚴。難怪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的民調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因為普京國家發生的兩個最積極的變化領域分別是國防能力和對外政策，66%的受訪者支持普京2018年后繼續擔任總統。”俄羅斯歷史上多次經歷改革、動亂和革命，最后的結果往往是國家主義的強化。“俄羅斯政治文化的現今態勢，并沒有將俄羅斯列入自由主義-民主之隊列的基礎，而是更傾向于政治文化的威權-集體主義類型。國家在俄羅斯人的社會生活中一貫處于支配地位。”俄羅斯歷史上形成的對西方世界價值觀念本能的抗拒心理，力圖維護大國形象、重返世界大國舞臺等因素使西方從外部的打壓讓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外部壓力越大反彈力度越大，民眾對國家和權威的依賴感則更強。“俄羅斯人格中最強烈最深入的特點恐怕要數歸屬需要，與歸屬需要緊密聯系的還有依靠需要。這種需要不僅表現為對父母和同輩的依賴，也表現在與權威人物的關系中”。這種“父權制”思想意識使得俄羅斯民眾在受到外界條件的刺激時，往往讓渡權力給國家，尋求政治強人或民族英雄的庇護。這種國民性正是俄羅斯權威體制得以存在和發展的肥沃土壤，是社會情緒的深層影響因素，也是俄羅斯社會運行與國家發展的特殊性。

       5       結       語

       誠然，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聯邦以及隨后西方世界的經濟制裁，客觀上使俄羅斯整個社會被動地團結起來，各階層、各黨派的立場空前一致，反對派幾乎銷聲。但是，這種外部壓力下的社會穩定也存在一定脆弱性和時效性的風險。

鮮花

握手

雷人

路過

雞蛋